河北乐亭：打造绿色宜居样板 厚植居民幸福底色

对于一个违法的行政行为，可以由上级政府以至国务院予以改变或者撤销，也可能由人大或者法院撤销。

人们通常将宪法视为具有最高法律地位和最大法律权威的强制性规范的实体文件，这虽然不错，但对于宪法性质和内容的认识，如果仅止于此，显然是不够的。[1]（P500）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美国社会及美国政府极其浓厚的宗教色彩。

然而，到了20世纪末21世纪初，美国在取得冷战战争的绝对性胜利后，极欲在国际社会建立由其作为超强霸主的单极世界格局，为此不惜在世界各地发动几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来实现其独霸全球的战略构想。第二，宪法规定和体现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所具有的超然性，必然能有效地减轻社会张力和矛盾。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就是宪法诸多价值功能中的一项重要的价值功能。例如经商，无论是什么人经商，如农商、儒商、官商等，社会对其形成的公认的社会评价体系，可以集中概括为童叟无欺、取财有道。在中国历次和现行宪法上没有明确规定国家实行政教分离的体制，但举国上下、社会一体包括宗教界在内，理所当然地认为在中国的宪法和宪政体制内，早已确定并一直贯彻执行政教分离的政治原则。

这就是说，各社会阶层、群体无论持自己怎样独特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体系，他们在评价基本的社会事务时，都必须以宪法所认定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系统为基准，或者说要马首是瞻。在我们宪法学专业的观点看来，由宪法确认的非确断性的社会系统就具有这样的品格和能力，其开放性和宽容性能够广泛地选择、吸纳一切有利于实现社会和国家根本利益和目标的、积极的非确断性的社会评价资源，为更好地实现宪治、法治和完善宪政服务。习总书记强调依法执政，关键是依宪执政，这对改进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具有重要意义。

党章规定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原则是作为党内最高法规的党章的基本原则，同时也是宪法最高法律效力在党内法规体系中的具体表现。目前，现行宪法实施效果不尽如人意。如何落实宪法规定，充分发挥宪法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关键所在。宪法没有权威必然误国。

要实现《决定》提出的目标，需要我们通过宪法凝聚社会共识，重建社会信任，坚持依宪治国，依宪执政，使国家治理回归到宪法文本。建设法治国家，所要求的是无论中央，还是地方各国家机关都依据宪法授予的职权履行自己的职责。

作者简介：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设立宪法日，是世界各国纪念宪法、宣传宪法、提高全民宪法意识的通常做法。实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党既要依宪执政，又要依法执政，二者互为表里，都是党执政的基本方式。以往的执法检查仅仅是针对法律的实施进行的，而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宪法的实施，却从来没有成为执法检查工作的内容。

尽管宪法规定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有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责，立法法也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宪法实施的程序，但实践中，宪法实施的监督工作并没有有效开展，这是目前我国法治国家建设中存在的不足。许多国家都为中央国家机关设置专门的宪法顾问，为各种决策和权力行使提供咨询，保证其合乎宪法的要求，避免违宪的公权力行为出现。建立专门的宪法顾问制度，既有助于推进依法治国、依宪执政的方略，也合乎国际惯例。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明确提出维护宪法法律权威，重申宪法的重要性。

这些年来有关部门在宪法监督机制方面也做了必要的探讨，采取一些措施，但缺乏总体的规划与战略，没有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有关程序的完善进展缓慢。来源：《检察日报》2013年12月4日。

1.提高对宪法实施重要性的认识。党在执政活动中，应养成宪法思维，善于运用宪法思维来观察、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制定的政策应能够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要求。

12月4日是我国现行宪法通过和公布施行的日子，长期被确立为我国的法制宣传日，而今年的法制宣传日也是集中开展以宪法为核心的法制宣传教育活动，《决定》提出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笔者在此建议，有必要从2014年开始将12月4日改为我国的宪法日，使之成为集中宣传宪法、普及宪法的全民宪法节日。习总书记12·4讲话强调要让宪法深入人心，走入人民群众，让宪法家喻户晓。历史证明，现行宪法是一部适应我国实际的、充分凝聚了社会共识的好宪法，体现了国家共同体基本认同的价值观。这是《决定》对宪法实施问题的具体要求，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2.健全宪法实施监督机制和程序。由于宪法规范性的特点，在宪法实施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出现规范与现实的冲突。

宪法实践告诉我们，宪法解释是保持宪法的稳定性与权威性，有效解决社会冲突与矛盾的基本方式之一。法律顾问制度也包括宪法顾问制度，对重大的国家决策、重要的法律制定以及重大的外交政策制定等方面提供宪法咨询和意见，以保证重大决策的合宪性。

去年的12·4习总书记在首都各界纪念现行宪法公布实施30周年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特别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宪法的权威也在于实施。正如《决定》所说，宪法是保证党和国家兴旺发达、长治久安的根本法，具有最高权威。

为了落实宪法解释职能，必须抓紧研究宪法解释，特别是要尽快设计出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程序，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完善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的具体制度。换言之，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党内法规是无效的。

但是，30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职能却长期闲置。为了更好地落实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的职能，有必要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增设专门委员会性质的宪法委员会，并将法规备案审查室作为其工作机构，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决定》落实过程中，如出现规范与现实冲突时我们更要积极发挥宪法解释作用。监督宪法实施和解释宪法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重要职权，但这一职权30多年来未有效行使，其中重要的原因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下没有专门负责相关工作的机构。

6.高度重视宪法解释工作，制定宪法解释程序法，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宪法解释职能。执法检查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之有效的监督法律实施、保证法律落实的工作方式，对于推进我国的法治建设起到了非常积极的作用。

7.将12月4日法制宣传日改为宪法日。建议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进行一次宪法实施的执法检查工作，这是落实全国人大监督宪法实施职权的有益尝试，也是我们总体上把握宪法实施状况的基本工作

前者即公共行政管理行为，后者则是民法上的要求排除妨碍行为。比如，权利只能与义务配对，而不可能和责任配对，特权只能和无权利配对，却不能和义务配对。

而从征收的角度而言，一旦土地使用权被征收，房屋失却了土地使用权基础，那么政府的给付补偿的义务可以说就必然要随征收而生。参见[德]汉斯·J.沃尔夫，奥托·巴霍夫，罗尔夫·施托贝尔．行政法（第二卷）[M]，高家伟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228. [23]就此而言，我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将具体行政行为称为行政处分，是极为到位的。也就是说，这种要求主权者按照被征收人意志来生成补偿法律关系的权利，不可能是法律层面上可以落实的法律权利，充其量是政治学意义上的权利。关于相依的阐释，参见翟小波．霍菲尔德的权利概念[J]·北大法律评论，2004,（2）:369-371. [9]德国法院在区分行政法上公民的反射利益与主观权利时，其实就是遵循这一思路，以法律是否为机关设定了对公民的义务来判断公民是否具有行政法上的权利。

当然，被告应当提供证据证明被告没有补偿请求权，即自己不予补偿有合法理由，进一步说，同样根据罗森贝克的证明责任分配理论，被告应当承担自己所主张适用的原告权利消灭或不成立的法律规范的构成要件事实证明责任。毕竟，政府基于公益与被征收人之间的权力与责任关系是主权者通过宪法设定的，政府并非这一权力的所有者。

4．征收准备阶段政府与公民之间的法律关系 《条例》第24条第2款规定，市、县级人民政府作出房屋征收决定前，应当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对征收范围内未经登记的建筑进行调查、认定和处理。其实，如前述对补偿法律关系和赔偿法律关系的比较所示，在应该补偿而未补偿的情况下，未补偿、不补偿的行为并不构成侵权法意义上的违法行为，因此法院不应该适用赔偿诉讼类型，更不应该作出赔偿判决，而是应当判决给付。

如果原告不能提出被告已经做出有效征收决定，那么原告的补偿请求就失去了法律基础。同时，因为第一序法律关系的界定需要官方行动，而第二性法律关系主要取决于法律主体自我意志，故可将第一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将第二序法律关系称为（法律主体）意定主义调整的法律关系[12]。